中国媒体是如何报道世界杯的？｜研究分享

admin 2024年02月10日 19:09 116 0

　　《人民日报》世界杯报道中的中国叙事及背后话语

　　摘要：以新闻叙事学为理论依据,以文献资料法、文本分析法为主要方法,对《人民日报》十届世界杯报道中涉及中国的文本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人民日报》世界杯报道讲述了一个有关中国足球世界杯梦想的故事,梦想分为3个阶段,即梦想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儿阶段(1978—1998),梦想打入世界杯16强阶段(2002),梦想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儿阶段(2006至今)。这一故事背后隐含的沉默话语是,因为中国队的“不在场”,中国媒体/民众感受不到存在感,继而产生了焦虑感,也影响了对国家和自我的认同感。关键词：《人民日报》; 世界杯报道; 中国足球; 中国叙事; 背后话语; 国家认同; 自我认同;作者简介：薛文婷李倩雯北京体育大学

　　作为世界上最高规格、最高竞技水平、最高知名度的足球比赛,世界杯足球赛(下文简称世界杯)与奥运会并称为全球两大顶级体育赛事。和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举足轻重不同,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下文简称中国队)在世界杯上显得无足轻重:迄今为止,中国队十一次冲击世界杯,仅有一次进入决赛阶段,交出的还是一张一球未进、连输三场、连丢九球的成绩单。

　　虽然中国队成绩不佳,中国媒体/民众对世界杯却趋之若鹜,情有独钟:2002年,中国申请采访世界杯的媒体达到了73家,仅次于日本和韩国2个东道主;2010年,前往南非报道世界杯的中国记者超过500人。中国媒体报道世界杯的热情不仅让国外同行吃惊,连中国媒体自己都感到诧异:“中国足球没有打进世界杯赛,可是球迷兴致之高、媒体传递世界杯信息之迅速,绝不输给32强中的任何一支。”[1]

　　面对“别人的”“与己无关”[2]的世界杯,中国媒体/民众为何具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中国媒体的世界杯报道讲述了怎样的中国故事?故事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沉默话语?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以新闻叙事学理论为依据,对《人民日报》1978—2014年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报道进行了分析。

　　本文采用的主要是文献资料法和文本分析法。文献主要包括报纸、专著和期刊论文。就报纸文献而言,笔者浏览了1978年以来历届世界杯期间的《人民日报》,查找到1 444篇世界杯报道,并将其中144篇涉及中国的报道作为文本分析的样本。就专著而言,笔者主要参阅了《作为话语的新闻》《新闻叙事学》以及《新闻叙事的主观性研究》等。

　　1 新闻是一种叙事,是一则故事,是一种话语

　　叙事学,是关于叙事文本的理论。其最初的研究视野主要是在文学领域,并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介绍到中国。文学叙事研究的繁荣对其它以“叙事性”为特征的学科产生了影响,这些学科逐渐借鉴叙事学理论开展研究并衍生出了新的学科,新闻叙事学便是其中之一[3] 。

　　新闻叙事,是人类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重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活动,是当今信息社会一种最典型、最普遍、最有影响力的叙事行为[4] 。在叙事学家眼里,叙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故事和话语。故事是指被叙述的内容,既可以是真实事件,又可以是虚构事件,话语指用于叙述故事的口头或笔头的语言[5] 。新闻叙事学里的故事,则是充分运用事件、行为者、场景等基本要素,确立合适的事件顺序,把握叙事的节奏和叙事的频率,对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聚焦,并进行合理的事件编排而形成的结果[6] 。和文学文本的封闭性、自足性不同,新闻文本是连续的、开放的,其对事件的报道呈现为连续传播的特性,并在这种连续传播中达致新闻的真实。[4] 就此而言,每一篇报道都是一个故事,而若干篇相关报道的集合,则可以讲述一个更大的故事。

　　2《人民日报》世界杯报道讲述了一个中国故事

　　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普遍是于1978年开始报道世界杯的。经查阅,1978年以来,《人民日报》在10届世界杯决赛期间共刊登了1 444篇世界杯报道,其中144篇涉及中国(表1)。通过这144篇新闻文本,通过对中国10次冲击世界杯这一连续事件的报道,《人民日报》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有关中国足球世界杯梦想的故事。

　　表1《人民日报》世界杯(决赛阶段)报道数量统计Table 1 The Number of Reports About World Cup(Final Stage)in People's Daily

　　2.1梦想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儿(1978—1998)

　　1.1.1中国队在世界杯征途上五度折戟

　　1930年以来,世界杯已经举办了20届,中国队则有11次冲击世界杯的经历:1957年,中国第一次派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征程;1958年,因国际足联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中国足协宣布退出国际足联,从此远离世界杯赛场;1979年,中国足协被恢复了在国际足联的原有席位,并重启世界杯征程,但屡屡受挫。

　　在1982年第12届世界杯亚大区(亚洲和大洋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在决赛阶段获得了3胜1平2负的成绩,本应以第2名身份出线。但因两负于中国的沙特阿拉伯队在最后一战中不可思议地净输给新西兰队5个球,中国队不得不与积分、净胜球数相同的新西兰队进行附加淘汰赛。早早解散继而又重新召集起来的中国队终以1∶2不敌新西兰队,失去了出线机会。虽然功亏一篑,但中国队的出色表现点燃了国人的爱国热情(1981年10月18日,当中国队3∶0战胜亚洲冠军科威特队时,中国球迷上街高呼“振兴中华”),并让国人产生了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儿的梦想;198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曾于1984年获得亚洲杯亚军的中国队在4场大胜之后,只需在主场战平香港队,就能稳获东区第二大组第一小组的出线权。但由于轻敌,中国队于1985年5月19日以1∶2不敌香港队,不但失去了进入第二阶段比赛的资格,还酿成了轰动一时的“5.19”事件;1990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在小组赛中仅失一场,但在六强赛中却两次遭遇“黑色三分钟”,再次梦碎世界杯;1994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第一位外籍主教练施拉普纳没能带给中国球迷惊喜,甚至没能带领中国队小组出线;1998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参赛队伍由24支扩编为32支,亚洲球队也相应地由2支增加为4支。世界杯的扩容给中国队提供了机会,遗憾的是,被誉为拥有史上最强阵容的中国队虽以5胜1平的战绩顺利进入十强赛,但在A组比赛中因1分之差未能晋级,再次与世界杯决赛圈儿失之交臂。

　　1.1.2《人民日报》世界杯报道中的中国足球:学习借鉴,充满期待

　　20世纪80年代,国人既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又要面对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一度陷入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甚至产生了信心危机、信仰危机和信念危机。国家/民族认同的重塑问题迫在眉睫[7] 。为此,中国足球的世界杯征程,吸引、牵动着中国媒体/民众的视线与神经。这一时期,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媒体的叙事基调是:中国足球要学习、借鉴世界先进足球技战术,提高自身水平,早日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儿。正如媒体所言:“对于世界杯来说,中国足球是新手,是学生,如何帮助中国足球更快地进步,更好地学习,多看看对手的长处,是中国媒体责无旁贷的义务。”[8]

　　在《人民日报》这一阶段35篇涉及中国的报道中,1/3左右文章的落脚点在于学习、借鉴世界足球强队的长处。1982年,《人民日报》刊登的3篇文章全部是这一主题。《我考察组部分成员谈世界杯足球赛观感》一文,以中国教练考察组成员的视角,提出我国运动员应该加强中场控制、掌握娴熟的控球能力、踢定位球技术。《他们是怎样看世界杯足球赛的》一文,报道了国家足球集训队就阵型、打法、球员能力、各队特点等进行的讨论和分析,落点是“要看出每个队的优缺点,从外国名手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同时,发现我们的问题,对于提高我们的足球水平很有好处”。《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动向和特点》一文,则强调中国考察组成员找到了中国队和世界强队的差距所在,并希望中国队“迎头赶上”。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期间,《人民日报》在6篇文章中谈到学习借鉴外国足球技术、足球理念,以实现中国足球的腾飞。随着中国队屡受挫折,《人民日报》也开始质疑、反思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但数量不多。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不断表达国人对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热望。

　　1986年,《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国际足联副主席答本报记者问,愿中国足球早日冲出亚洲》《阿维兰热希望中国主办世界杯赛》《阿维兰热的提议在墨西哥引起反响,希望中国足球早日达到世界水平》3篇报道,还将著名球星马拉多纳和中国拉上了关系,一是发现他弟弟1985年曾到中国参加柯达杯少年足球赛,一是邀请他为《人民日报》读者题词。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足联官员的相关表述要么是“单独回答了本报记者的提问”,要么是“在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马拉多纳则是“应邀为本报读者写了如下的话”的。由此可见,上述对中国足球的祝愿与其说是国际足联官员和足球明星的愿望,不如说是中国媒体和民众的热切期望。除了借他人之口,《人民日报》还直抒胸臆。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人民日报》无比憧憬地写到:“中国球迷更关心的是,四年之后,那壮阔的舞台上有我们的一支大军。”[9] 1994年美国世界杯期间,有感于韩国队和沙特阿拉伯队这两支亚洲球队的出色表现,《人民日报》适时发声:“它更启示正在倾力改革、立志走向世界的中国足球界:只要认准目标,一往无前,不错过机会,总有跨进世界杯赛大门的一天。”[10]

　　2.2梦想打进世界杯16强(2002)

　　2.2.1中国队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首次亮相以惨败告终

　　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在沈阳1∶0战胜阿曼队,提前两轮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儿,在社会上掀起了持续了一年多的中国足球圆梦热潮和爱国热潮。成功的喜悦让人们忽略了很多有利的客观因素,如日、韩这两大亚洲强队因为是东道主的缘故无需参加预选赛,预选赛分组为中国队出线提供了有利条件等。

　　2002年12月1日,韩日世界杯分组抽签仪式在韩国釜山举行。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巴西、土耳其被分到C组。这被认为是个好签,前国奥门将慕军抽签当日就说中国队有机会进16强[11] 。于是,中国队在实现“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儿”这一梦想之后又有了新的梦想,即“打进16强”,“那美妙的设想是,战胜哥斯达黎加队,战平土耳其队,对我们一直顶礼膜拜的世界足坛劲旅巴西队还是存了一分敬畏,没敢奢望得分”[12] 。基于这种乐观情绪,中国足协给中国队定了3个目标[13] ,即进一球,得一分,赢一场,这被称为中国首次征战世界杯的“三个一”工程。

　　但现实是残酷的。首次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的中国队,首战以0∶2输给哥斯达黎加队;次战以0∶4输给巴西队;第三战以0∶3输给土耳其队,不但没能实现赛前目标,还成为韩日世界杯上“进球最少的球队”和“射门最少的球队”[14] 。

　　2.2.2《人民日报》世界杯报道中的中国足球:饱尝败绩,正视差距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因为有中国队的参与,中国媒体的世界杯报道规模显著增长。《人民日报》也史无前例地刊登了267篇世界杯报道,涉及中国的就有73篇,其中首战之前、首战之后、次站之后、三战之后的报道数量分别为23篇、12篇、19篇、19篇。伴随着中国队的3次比赛,中国媒体和民众经历了从乐观、自信到客观、理性,从梦想、期待到现实、失落的心路历程。

　　首战之前,乐观自信。与哥斯达黎加队的对抗,不仅是中国队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首秀,也是中国队实现“三个一”工程的关键,因为哥斯达黎加队是C组中除中国队外实力最弱的。首战之前,《人民日报》通过对中国队教练、运动员的采访及训练报道,表达了对中国队战胜哥斯达黎加的期待。《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初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儿的塞内加尔队在揭幕战中战胜志在卫冕的法国队和沙特队0∶8惨败于德国队这两场比赛,希望中国队能从中获得激励,汲取教训:“中国队的技术能力也许不比沙特队强,可是在精神面貌上,应该让世界足坛看到,敢打敢拼的不只是塞内加尔一支球队,还有中国队。这也是一种宝贵的荣誉。”[15]

　　首战之后,内心失落。2012年6月4日,中国队在首战中以0∶2输给哥斯达黎加队,使“赢一场”的目标落空,也基本失去了进入16强的机会。《人民日报》在赛况报道中认为,哥队实力的确在中国队之上,“毕竟是在世界杯上走过几遭的队伍”[16] 。米卢对队员的表现进行了肯定,运动员们则普遍认为,实力有差距,再加上经验不足,没能把握好机会。资深体育记者汪大昭则毫不客气地对中国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和“稳扎稳打”的战术安排进行了批评。对8日和巴西队的比赛,《人民日报》则通过对教练员、运动员的采访,希望能正视差距,努力去踢。

　　次战之后,仍怀有希望。2012年6月8日,中国队在与四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的对垒中以0∶4落败。《人民日报》先以《巴西队绿茵逞威,中国队虽败犹荣》为题进行了报道:“面对强大的巴西队,中国队本场表现虽然比上一场的精神状态和斗志要好,但依然有4个失球,使我们看到中国队与世界劲旅的差距还很大。”[17] 米卢虽然对输球不满意,但对队员在场上的表现还是感到满意的。汪大昭也对中国队的这场表现给予了肯定,认为中国队“首战只打出五成的水平,再战已经有八成的发挥。要求初次参加大赛的队伍打出全部实力,是不实际的,在心理状态和适应能力方面,不可能不打些折扣。现在需要的绝非自责,而是自信”[18] 。6月9日,土耳其队与哥斯达黎加队战成平局,中国队进入16强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如此一来,即将进行的中土之战对一平一负的土耳其而言是晋级之战,对两战皆负的中国队而言则是荣誉之战,因为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儿的中国队“总想带一场胜利回去”[19] 。对此,《人民日报》认为:“只要中国队全力以赴,并不是没有战而胜之的希望。”[20]

　　三战之后,梦想彻底破灭。2002年6月13日,背水一战的中国队不敌欧洲强队土耳其队的进攻,以0∶3告负。面对中国队1球未进、3战皆负、连失9球的成绩,中国媒体和民众不得不“从梦中回到现实”:“从3场小组赛中,我们才切切实实地看到了自己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我们对我们过去提过的一些目标,特别是打进16强,感到的确是奢望过了头。这让我们重新从梦想中又回到了现实当中。我们现在可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中国足球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如何才能尽快地跟上世界潮流。”[12] 在正视差距的同时,《人民日报》也进行了反思:“个人技术差是一方面,更重要、也是更致命的不足在于,有的球员还缺乏顽强的意志力和敬业精神。”“联赛搞了这么多年,但有待规范和提高之处甚多;打假球现象仍然存在;‘黑哨’问题令人震惊……希望我们的足球能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对策加以解决,而不是遮遮掩掩。”[21]

　　2.3 梦想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儿(2006—2014)

　　2.3.1 中国队三度徘徊在世界杯决赛圈儿外

　　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的亮相并没有让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此后,中国队的世界杯征途再陷蹉跎,甚至连打进亚洲区10强赛都已成奢望:200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4平2负,未能小组出线;2010年南非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均在20强赛中被淘汰。

　　2.3.2《人民日报》世界杯报道中的中国足球:沦为看客,深刻反思

　　2006年之后,《人民日报》的世界杯报道数量再度恢复到韩日世界杯之前的水平。在493篇世界杯报道中,涉及中国的报道仅有36篇,主要议题是赛场内外的中国元素、对中国足球的怀念与反思。

　　在“别人”的世界杯中,中国媒体和民众努力寻找“中国元素”:2006年,《人民日报》关注的主要是由中国足协组织的民间足球考察团、中国护旗手(护卫参赛国国旗出场)、中国球童、中国记者、中国球迷等;201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制造”日渐增多,如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制造企业———中国英利,如中国制造的足球、球衣、球场、类似“呜呜祖拉”那样的助威神器,这给了中国媒体/民众一些安慰;2014年,《人民日报》惊喜地发现了世界杯赛场上的“中超元素”,即6名来自中超联赛的他国运动员,并认为“来自中超球员不仅能够入选,还可以获得出场机会,可以反映出中超联赛整体实力的提升”[22] 。

　　作为中国媒体,《人民日报》的记者在观战和撰写新闻时经常心系曾经“在场”如今“不在场”的中国队,如从法国队的“得势不得分”想到“连入不了圈子的中国队也存在前锋总不进球的问题”;从世界杯赛场上的国歌憧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未来的世界杯中一次又一次奏响”;从韩国队的精彩亮相想起“作为‘旁听生’的中国足球可不能再不用功了”;从外国球员被判罚后的反应想到“中国球员的职业素养”等。

　　这一时期,媒体谈得最多的还是对中国足球的思考。最典型的是,2014年,当中国队连续3次徘徊在世界杯决赛圈儿外的时候,《人民日报》在世界杯期间陆续刊登了4篇启示,即《足球成功的秘诀》《联赛为本,青训是根———世界杯对中国足球的启示之二》《中国足球需要成长空间———世界杯对中国足球的启示之三》《足球改革应培养“社会根系”———世界杯对中国足球的启示之四》,以世界杯为参照对中国足球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如认为发展青少年体育是足球成功的秘诀之一;认为中超联赛至今仍难走出“伪职业”的尴尬,问题在于“改革不彻底”;认为要固本培元,给足球提供“自由成长”的空间;认为要眼光向下,培育足球的“社会根系”,提高“足球密度”。

　　3《人民日报》中国足球故事背后的沉默话语

　　在世界杯报道中讲述中国故事,不是《人民日报》独有的现象。《中国体育报》的世界杯报道也很突出“中国足球”议题,并侧重对“民族精神”的渲染[23] 。2014年,中央电视台的刘建宏在解说巴西世界杯时时常对中国足球进行探讨和反思,并被观众吐槽。

　　新闻叙事学认为,从隐性的结构的层面上看,叙事不可避免地、有意无意地会达致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效果。[4] 正如著名话语研究专家迪克所言:“新闻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因为它必然表达和确认其制作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24] 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理论也告诉我们,文本清晰的话语背后时常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沉默话语。那么,中国媒体世界杯报道中的中国故事又隐藏着怎样的沉默话语呢?

　　3.1 缺失存在感

　　“存在”及“存在感”是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给出的重要概念:“存在”是指人能够通过自我意识、自我反思,通过对人的个体价值的超越,通过创造、工作、爱和友谊,而使个体超然于自我之上;“存在感”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和体验,是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

　　因为中国队“不在场”,中国媒体/民众在世界杯中感受不到中国队的存在,继而影响到自身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的缺失可以表现为对中国队“不在场”的无奈:“影响如此深远的体坛盛事,中国足球或是昙花一现,或是根本无法参与,实在与中国的国力和中国在世界体坛的地位不相称……在世界杯的大家庭中,中国人在更多时候扮演的是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世界杯看似很近,其实离我们还远。因为不管媒体将世界杯渲染得多么火热,我们讲述的都还是别人的故事。”[25] 这种存在感的缺失也可以表现为中国媒体对“在场”中国队糟糕表现的不甘:“那么多各国同行不屑于看中国队比赛,让我心里怪不好受的。中国队下半时仅有一次射门,我心里更不好受。”[26]

　　3.1 产生焦虑感

　　存在感的缺失容易导致人的无意义感和无价值感,继而引发人的焦虑。焦虑也是罗洛·梅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重要概念,指的是个人的人格及存在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所产生的忧虑。

　　世界杯期间,中国足球的“不在场”和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球队的精彩表现,除了让中国媒体/民众缺失存在感外,还引发了焦虑。因为焦虑,中国媒体、观众开始质疑“为什么看世界杯”:“存此一问,不是为了获取人尽皆知的答案,只是为了保有一份清醒———世界杯看似很近,其实离我们还远。”[25] 因为焦虑,国人开始“冷眼”看待世界杯:“世界杯来了,成千上万的球迷忘记了中国足球的伤痛,又加入了这场迷失民族精神的看球、评球运动中,盲目地崇拜着西方的足球英雄以及他们所抒写的传奇。而中国足球在这场运动中被人遗忘,我们的本土文化也被无情的‘边缘化’,我们只不过是凑热闹的看客而已,而绝非主人。”[27]

　　3.2 影响认同感

　　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其中,自我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国家认同则是社会成员因隶属于国家而产生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国家与个人是互相建构的,即个人在以实际行动表现其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形成了其(部分的)自我认同。一来,现代世界的人都是民族国家的公民;二来,自我认同既有主体性、差异性,也具有社会性、归属性[28] 。

　　竞技体育的竞争本质,使得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国际体育赛事历来被视为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的、理想的渠道。作为影响力最大的单项国际赛事,世界杯自然也是各国媒体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渠道,正如《人民日报》所说:“对任何国家来说,参与世界杯都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国家骄傲。”[29] 也有研究表明,各国足球解说员的世界杯解说普遍带有比较明显的国家身份意识[30] 。

　　遗憾的是,因为中国队的“不在场”,中国媒体/民众无法通过世界杯实现对国家认同(中国是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的建构,也会影响对自我认同(我是一个大国公民)的建构,从而产生了对认同的渴求:“中国是世界体坛没人敢小看的强师,是名列奥运会金榜前茅的劲旅。多少次在国际赛场采访,向老外同行介绍来自‘中国’时,都会有一种得意之情。惟独在世界杯足球赛上,失意之情挥之不去。”[29] 正因如此,中国媒体/民众迫切希望中国队能打入世界杯决赛圈儿,并早日跻身世界足球强国之列:“世界杯是体育、是娱乐,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荣誉感和凝聚力。四年前,我在国歌声中看着中国队入场,在世界杯赛场听自己国歌的感觉非同寻常,我憧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未来的世界杯中一次又一次奏响。”[31]

　　正是源于世界杯对国家形象塑造和对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性,如今,对世界杯的关注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意志。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发展和振兴足球是“提升中国体育大国形象,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实际行动,对“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实现体育强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方案除提出要“打造技艺精湛、作风顽强、能打硬仗、为国争光的国家足球队”外,还为中国足球改革制定了“积极申办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国家男足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进入世界强队行列”的远期目标。2016年4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下发了《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提出要不断提升足球运动的规模和质量,努力实现“足球崛起梦、体育强国梦、民族复兴梦”。规划将足球定位为全民健身的重要事业、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体育强国的重要基石、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并要求到2020年努力实现中国足球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近期目标,到2030年奋力实现中国足球动力更足、活力更强、影响力更大,跻身世界强队的中期目标,到2050年实现足球一流强国的远期目标,以“共圆中华儿女的足球梦想,为世界足球运动作出应有贡献”。足球改革方案和足球发展规划的先后出台,折射出了中国对足球崛起、体育强国、民族复兴的神往,对中国足球世界杯梦想早日实现的期待。

　　4 结束语

　　作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单项国际体育赛事,世界杯自1978年以来越来越受到《人民日报》等中国媒体的关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受众不难感受到中国媒体关于世界杯叙事的3个层次:世界足坛格局;亚洲足球发展;中国足球梦想。其中,讲述世界足坛故事,是世界上所有媒体世界杯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世界杯报道中讲述亚洲足球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媒体对亚洲认同的积极建构;在世界杯报道中讲述经常“不在场”的中国足球的故事,则是中国媒体的叙事视角使然。

　　任何一篇叙事作品,都必有一定的叙事视角,因为当作者要展示一个叙述世界的时候,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外在客观世界照搬到纸面上,而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和叙述谋略来进行叙述。叙事视角指的是叙述者观察和叙述故事的角度,而最有意义的叙事视角是看故事叙述者的观察位置是“处于故事之内”还是“处于故事之外”,这就有了“内视角”与“外视角”的分别:“内视角”指的是故事叙述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叙事,及故事的叙述者本身就是故事中的人物,也就是故事叙述者的“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内”;“外视角”指的是故事叙述者与故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即其“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之外”,用自己旁观者的眼光来叙事[5] 。

　　那么,《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国媒体的世界杯报道采用的是“内视角”还是“外视角”呢?传统上的“视角”一词至少有2种常用的所指:一为结构上的,即叙事时所采用的视觉或感知角度;一为文体上的,即叙述者在叙事时通过文字表达或流露出来的立场观点、语气口吻[32] 。显然,就结构上的“视角”而言,《人民日报》采用的主要是“外视角”,因为记者、编辑只是世界杯赛事(包括赛场内、赛场外)的记录者;但就文体上的“视角”而言,《人民日报》采用的则为“内视角”,因为记者、编辑在文字中流露出了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视角,在涉及中国的报道时尤为如此。正因为这种“内视角”,中国媒体和民众才能对“别人的”“与己无关”的世界杯保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才能时时心系中国队、心系中国足球,才能讲述一个有关中国足球世界杯梦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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